闽南泉州厦门与菲律滨华人华侨的关系

   一、中菲贸易关系的起源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菲关系始于公元三世纪，理由是《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黄龙二年(公元二三○年)，“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诏立 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 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

　　夷州被学术界认为是台湾岛，而亶州则被疑为菲律滨。公元三世纪，吴国孙权曾派遣康泰、朱应通使扶南等百数国，有学者考证，两位特使到过的巨廷、 耽兰和杜簿在菲律滨境内。另一些学者及考古学家认为中菲贸易始于唐朝(公元六一八年至九○五年)，大约公元九世纪。在马尼拉及附近地带及宿务、加牙渊、牙 礼拉港(民多洛)、加拉沓干(描东岸)、描武渊群岛、怡洛戈和蜂牙丝兰沿海地区，曾发现唐朝的石器及其他器具。 著名考古学家罗伯特·福克斯认为，早期来到菲律滨的商人及旅行者，用唐朝的瓷器作为商品同本地人换粮食和其供应品。

　　《海关税务纪要》说：“唐，置市舶提举司于杭州、泉州诸良港”。 当时泉州港因“南海蕃舶”常到，而“岛夷斯杂”，出现了“市井十州人”的盛况。

　　据菲律滨的《100 EVENTS THAT SHAPED THE PHILIPPINES(塑造菲律滨的一百项事件)》的记录，“大约公元三世纪，菲律滨群岛的商人，航海到扶南进行贸易。考古学家0.W。沃特尔认为，在 扶南出土的珍珠和黄金，证明上述贸易曾在一段时期内进行。其他记录则显示，约公元五世纪初，马六甲海峡已成为马来、印尼与菲律滨商人通商的“形成中的商业 区”。他们交易了“来自西婆罗洲、瓜哇及其他东部岛屿、马来半岛上部和内地的各种货品”。他们可能“开辟了从印度到中国的航线”。约公元八○○年，菲律滨 群岛若干主要河流的河口，建立了贸易中心，从而“冲淡了群岛南部居民与北部居民之间的文化差别”。肯定地，各岛居民不仅相互交易，也同婆罗洲、中国与暹逻 (泰国)的商人进行海上贸易。”

　　中国人与菲律滨群岛居民之间的直接贸易，可能始于十世纪。据《宋史》卷四百八十九记载： “又有摩逸国，太平兴国七年，载宝货至广州海岸。”摩逸国(麻逸国)便是现在的菲律滨。无可辩驳的证据显示，华人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来到菲律滨群岛进行商 贸活动，始于宋朝是有史可据的。北宋政府于哲宗元佑二年(一○八七年)在泉州设置了提举市舶司，据《宋会要辑稿》记，从建隆至元佑百年间，泉州早已成为蕃 商、蕃舶集居和出入门户之地。当时的泉州有“金山珠海，万宝之藏；赞卖航琛，奔走乎百蛮之广；楼船举帆而过肆，贾胡交舶以候风。

　　据赵汝适《诸蕃志·麻逸国·三屿》记载：“麻逸国，在渤泥之北；团聚千余家，夹溪而居。土人披布如被，或腰布蔽体。有铜佛像，散布草野，不知所 自。盗少至其境。商舶入港，驻于官场前。官场者，其国阛阓之所也；登舟与之杂处。酋长日用白伞，故商人必继以为赆。交易之例，蛮贾丛至，随〈q皮〉篱搬取 物货而去。初若不可晓，徐辨认搬货之人，亦无遗失。蛮贾乃以其货转入他岛屿贸易，率至八、九月始归。以其所得准偿舶商，亦有过期不归者，故贩麻逸舶回最 晚。三屿、白蒲、延蒲、里噜、里银、东流、新里汉等，皆其属也。土产黄蜡、吉贝、真珠、玳瑁、药、槟榔、于达布，商人用瓷器、货金、铁鼎、乌铅、五色琉璃 珠、铁针等博易。”

　　“三屿，乃麻逸之属，曰加麻延、巴姥酉巴、吉弄等；各有种落散居岛屿，舶舟至则出而贸易；总谓之三屿。其风俗，大略与麻逸同。每聚落，各约千余 家。地多崇冈迭嶂，峭拔如壁；凭高依险，编茅为屋。山无水源，妇女以首絫擎二、三瓮取水于溪，登陟如履平地。穷谷别有种落，号海胆；人形而小，眼圆而黄， 虬发露齿，巢于木颠。或三、五为群，跧伏榛莽，以暗箭射人，多罹其害。投以瓷碗则俯拾，忻然跳呼而去。番商每抵一聚落，未敢登岸；先驻舟中流，鸣鼓以招 之。蛮贾争桌小舟，持吉贝、黄蜡、番布、椰心簟等至与贸易。如议之价未决，必贾豪自至说谕；馈以绢、伞、瓷器、藤笼，仍留一二辈为质，然后登岸互市。交易 毕，则返其质。停舟不过三、四日，又转而之他。诸蛮之居环绕三屿，不相统属。其山倚东北隅，南风时至，激水冲山，波涛迅驶，不可泊舟。故贩三屿者，率四、 五月间即理归桌。博易用瓷器、皂绫、缬绢、五色烧珠、铅、网坠、白锡为货。”

　　“蒲哩噜与三屿联属，聚落差盛。人多猛悍，好攻劫。海多卤股之石，槎牙如枯木，芒刃铦于剑戟；舟过其侧，预曲折以避之。产青琅玕、珊瑚树，然绝难得。风俗、博易与三屿同。”

　　根据上述《宋史》及《诸蕃志》的史证，可以确定华人进入菲律滨群岛进行商易活动始于宋代(公元十世纪)。

　　二、中菲经济贸易的发展及政治外交的建立

　　宋元时期，华人商船载货至菲律滨群岛的贸易频繁，贸易关系良好。三屿、麻逸、苏禄等诸多群岛都留有中国商人的足迹。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 述了三屿、麻逸、苏禄等岛国的风土人情，还描述了菲律滨番商随船到泉州经商：三岛有(赵汝适《诸蕃志》作三屿)“男子常附舶至泉州经纪，罄其资囊，以文其 身。既归其国，则国人以尊长之礼待之，延之上座，虽父老亦不得与争焉。习俗以其至唐，故贵之也”。据此可见中菲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中华文化也随着海上丝 绸之路传播到海外。

　　此时期，华商以瓷器、绸缎、绫绢、白锡、铁器、铅、青铜、耕具、耕畜、蓝布、五彩红布、铁鼎、乌铅、五色琉璃珠、铁针等为交易商品以之互市，菲 律滨群岛番贾以土产吉贝、黄腊、番布、椰子簟、珍珠、玳瑁、槟榔、黄金、木棉、降真香、棉花、棉布、木棉、苏木、竹布等与华商交易。华商商船每到一岛停舶 数日，若货品不贩完，则转向其它岛屿继续贸易，货品交易完后即时返航，少有留番者。华人商船自泉州港出海，至菲律滨群岛贸易，往返只需数月。这些华商一直 行走在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路上，因为海外贸易给商人带来了丰厚的利益。 

　　中菲贸易关系发展到明代，明朝建立之初，日本倭寇在沿海进行掠夺骚扰，政局不隐，明洪武年间，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海 禁。“禁外藩交通令”，“片板不许下海”。 明永乐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是放开的只是朝贡贸易，民间私人仍然不准出海。明永乐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菲律滨群岛中有吕宋、蜂牙施阑、苏禄等 国与明朝政府建立外交关系。郑和下西洋曾三次(一四○五—一四○六，一四○八---一四一○，一四一七年)派遣分舡访问仁牙因、马尼拉、民都洛和苏禄。据 《西洋朝贡典录、东西洋考》记载：苏禄国“(永乐十五年，其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巴都葛叭苏里、峒王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妻子头目来朝贡。十九年遣使来 贡。)其贡物：梅花脑、竹布、绵布、玳瑁、降香、苏木、胡椒、黄腊、番锡。”一四○六年、一四○八年、一四一○年，蜂牙施阑国王嘉马银连续三次访问中国明 朝，明洪武年间及永乐年间，吕宋、猫里务(吕宋南部的马林都克)等国也屡派遣使节访问中国，在经济贸易上，“东洋针路”在沟通和促进中菲两国贸易方面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每年约有三十至四十条船从马尼拉开往中国。

　　隆庆年间明政府调整政策，允许民间赴海外通商，史称“隆庆开关”。海禁的解除为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由于得到朝庭的鼓励， 加上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以及海外贸易所带来的丰厚利益，华商积极地进行海外商贸活动，中菲贸易关系拉开了新的帷幕，进入了商业贸易的高峰时期。此 时期的华商展开同苏禄与棉阑佬的贸易活动，华商直接进入苏禄，同当地商民交易苏禄珍珠等土特产，因此，贺洛成为为菲律滨南部的贸易中心。中菲贸易关系在十 四世纪中期到十五世纪进入空前频繁的新阶段。这个时期的中国商品，分布在菲律滨群岛各地，包括内地和较偏僻的山谷。此时期的中国人开始陆续移居菲律滨。

　　自一五七八年西班牙对马尼拉的控制后，中国商人在菲律滨的商业活动日益增多，每年有二十艘到六十艘的中国商船到达马尼拉。

　　三、西统时期华人华侨在中菲贸易关系中的作用

  一五七一年，西班牙殖民统治菲律滨后的第一世纪，是菲律滨经济巨大增长时代，华人利用这个机会到菲 律滨经商的人数大幅度增加，虽然华人与菲律滨群岛进行商贸活动已有数世纪之久，但留番者极少，在一五七○年，马尼拉只有约一百五十名华人，直到西班牙人统 治菲律滨后，大量的华人才被吸引到菲律滨群岛，到了一六○三年，马尼拉已有二万多华人，当时的马尼拉是西班牙的太平洋帝国的行政和贸易中心。大帆船贸易给 西班牙和华商带来巨大的利益，为此，西班牙人开创了许多商业机会吸引华人来到马尼拉进行商业活动。然而大量的华人涌入马尼拉，使西班牙人感受到威胁。至一 六三六年，西班牙人只有二百三十多名，而华人已有三万人，这使西班牙烦躁不安。西班牙人作为转运商与华商进行商贸活动，从本质上保持单方面的和季节性，此 时期的华人多数住在马尼拉，华人社会应时形成，华人社会制约了西班牙在菲律滨的殖民企业。

　　西班牙人把中国商品用大帆船转运至墨西哥，此时期，马尼拉和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使马尼拉的西班牙商人与华商赚取高额的利润，因此，大帆船 贸易在马尼拉持续了二百五十年。从阿卡普尔科到马尼拉的航线只需三个月。大帆船把大量的墨西哥银元运到马尼拉作为交易商品的货币，马尼拉的华商往返于福建 沿海和吕宋之间，使墨西哥的银元流入中国的贸易系统。而中国商品则被大帆船运到阿卡普尔科销售。西班牙人所消费的一切商品几乎购自墨西哥和中国，而在中国 唯一受欢迎的产品是银，墨西哥银元被直接运往中国。墨西哥银元剌激了整个菲律滨群岛地区的经济发展。居住在马尼拉的华人除了作为最好的供应商，华人还以其 他方式为菲律滨的经济及大帆船贸易作出巨大的贡献；如造船技术，在东南亚，华人是最有经验的造船木工，那些川行于太平洋的西班牙人的远洋商船，是在马尼拉 与甲美地的华人造船技术的帮助下造成的，那些排水量多达二千吨的商船，需要大量中国生产或华人工匠生产的硬件、船缆和帆。华人为大帆船供应粮食，在赴阿卡 普尔科的回航中，数以百计的船员及乘客吃中国食品，如腊肠等，喝中国茶及吃中国桔子预防坏血病。西统时期，华人作为医师、石匠、木匠、印刷匠、裁缝、鞋 匠、金属匠、雕塑者、画匠、铁匠等成为马尼拉的主要职业阶层。早期在菲律滨出版的《圣经》和《辩解书》便是华人工匠的产物。

　　西班牙殖民当局一方面要创造商业机会吸引华人来马尼拉，以便利用华人的财富及技能，更重要的是购买中国商品。另一方面又害怕华人的经济力量，及 不可预测的大量涌入马尼拉的华人人口所构成的威胁。为了控制华人，西班牙殖民当局制定了课税政策，对华人实行隔离及改变信仰等手段作为控制华人的工具。西 班牙人主要的目的是控制社会及榨取财富，而华人作为当时最富有的外侨，正是西班牙财库的最大基石。他们对华人征收居住税、人头税、商业税、劳工服务税，除 了这些法律内的税收外，还征收许多法律外的收费，而华人只能是接受及适应其制度。

　　为了对华人实行全面的控制，西班牙殖民政府严格限制了华人的行动及居住规定，只有信奉天主教的华人被允许居住在西班牙人主要居住区的最接近内地 的外面。华人被禁止离开马尼拉近郊，华人被按排住在规定的市场及营房综合体，叫做“八连”(PARIAN)，“八连”位于马尼拉的城墙外，但是在西班牙殖 民政府的大炮的射程内。“八连”居住地把华人与王城内的西班牙人聚居地及土著、改教的华人隔离开来。“八连”建于王城以北的沼泽地，是一个充满疾病的火 坑，该居住区经常发生火灾，造成无数华人华侨生命与财产的损失。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华人华侨把“八连”变成一个繁华的商业中心，狭窄的街道有药剂师、面包 店、屠店、食摊、裁缝店、书本装订店、补鞋店、画像馆等。“八连”前方是浅水滩，涨潮时涨满了水，可以装卸货物，华人华侨把“八连”经营得充满生机。然 而，长期被压迫的华人终于在一六三九年激发了一场起义，这场华人暴动以二万多华人被西班牙人残酷地屠杀而告终。自一六○三年至一八二○年，华人华侨先后经 历了西班牙殖民当局的六次大屠杀近十万人，在一六八六年华人再一次被西班牙人屠杀后，华人在马尼拉的人数只乘下四千多人。然而反华政策，使西班牙人意识到 华人人口的减少，严重损害了自已的经济利益。因此，在一七九○年推毁了马尼拉“八连”，西班牙人解除了对华人华侨居住地的限制。华人华侨被允许到邻近的省 份敦洛和甲美地定居，自由地与混血儿及土著人口混合在一起，并被准许到边沿的省份，但被限于从事农业工作。

　　十九世纪初，大量的华人华侨再次移居菲律滨，此时期，定居菲律滨的华人华侨从几千人孟增到十几万人，由此，菲律滨华人社会从一个小过度性的聚居 地变成一个高度密集、有进取性和有效益的商业机制。外侨的迅猛扩张，这与条约港口的开放，西班牙当局鼓励华人移民、放宽限制华人华侨居住地及职业的法律有 一定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西班牙当局通过提供致富的机会，吸引了华人移居菲律滨。

　　华人华侨再次成为菲律滨的商业中心的重要角色。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随着宿务和怡朗的贸易开放，华人华侨到达群岛各地零售进口产品，收购和运输农 产品，并出售给外商出口，在烟叶业，政府最初垄断其耕种，华人控制其运输。随着政府垄断的结束，华人接着垄断烟叶业。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商船进入菲律滨， 马尼拉从一个转口站和西班牙殖民地首都变成一个重要的进出口贸易市场，成为太平洋贸易的中心。马尼拉湾是最好的天然港口，很多外国商船开进了马尼拉湾，华 人开始兴旺起来。马尼拉的华人继续从中国进口商品，经营小零售贸易，从事手工艺制作。华人购买外国商品在菲律滨群岛各地销售，转卖农产品给出口公司，从事 放贷，做苦力劳工经纪，经营主要的包税区(收税、斗鸡和鸦片)，开始参与糖、烟、酒的制造。

　　华人华侨在菲律滨随着人数的大量增加，可到的地理范围的扩大及财富的增长，对其保护利益的组织及促进社会的认同的需求也增加了，华人建立了一系 列的社会组织，协助处理与社会外部力量的冲突，调解华人内部的矛盾，华人集中集体力量，组成了数世纪以来近乎都是福建人的华人社会。

　　四、从海上丝绸之路涎生的菲华文化

　　任何文化的诞生都有它独特的历史轨迹。菲华文化的形成经历一段漫长的过程。明代是中菲关系的鼎盛时期，在政治上，建立了外交关系，在经济贸易 上，以“东洋针路”为导向，使中菲海上贸易得到全面发展，进入了空前的繁盛时期，在文化上，有经济基础作文化交流的桥梁，中菲民族有一些相同的历史文化的 特质，如干栏建筑、铜鼓和铜锣、文身、梯田文化、瓷葬风俗、刀耕火种等。当华人进入菲律滨群岛进行商业贸易活动时，文化交流也就客观地自然产生了。自宋元 至明中叶期间，华人与菲律滨群岛进行的海上贸易，主要以贩货为主要目的，货物贩完后便回航，除非等待季风而作短期留居番地，故此时期华人与菲律滨群岛商民 的文化交流有一定的极限性。明未清初，大批华人移居海外避难，此时期，国内战乱是推动华人移民海外的主要原因，而海外的商机也起到拉动华人移民的重要因 素。在“推”与“拉”的牵引中，大量闽南人选择移居菲律滨，而此时菲律滨已成了西班牙人的殖民地，西班牙人殖民当局创造了许多商业机会吸引华人。大量华人 涌入菲律滨后，西班牙人的殖民当局将华人限制于集居一地进行商业活动，为此促进华侨社会的隐固性。西班牙殖民当局对华侨采取了居住地的限定、经济上盘剥、 文化上的同化及实施“以华治华”的策略。华人在聚集地开设店铺、零售商品，形成了繁华的“唐人街”。“唐人街”包孕了华侨内部社会与外部社会的商业信息、 文化信息等。华侨社会需要一种具有菲华特色的文化，对外能够与外部社会进行商贸活动及社会活动，对内可以解决内部社会的利益冲突。十九世纪未期，西班牙殖 民当局开放马尼拉为各国通商口岸，华侨社团在此时期开始萌生，最早的华侨社团是以血缘、地缘组成的宗亲会，再者就是同业商会、慈善社团，最出名的善举公所 兴办了华侨义山(华侨公共墓葬地)外，还于是一八九一年创办崇仁医院，并从事公益活动。十九世纪未，美国人打败西班牙人接管统治了菲律滨。美国人推行自由 经济和民主政治，使华侨的生命财产从而得到基本的保障。一九○四年，菲律滨侨界成立“中华商会”。“中华商会”是华侨社会的商业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的核心 组织。“中华商会”代表华侨向中国驻菲领事馆及菲律滨政府传达华侨社会的意见，融合华侨与菲律滨人民的关系。随着华校的设立，华报的创办，在海上丝绸之路 上走了几个世纪的中华文化进入菲律滨华侨社会后被演化成为菲华文化。菲华文化以它独有的特色服务于华侨社会。

　　十九世纪，随着大量华人移居菲律滨，华侨同时也把工业技术、科学知识传入菲律滨，同时也把菲律滨的一些文化传入家乡，如建筑文化，在闽南只要有 “番客”的乡镇就有“番仔楼”，这种富有异国风格的“番仔楼”的建筑，在十九世纪，被闽南“番客”传入闽南地区，那些在南洋经商赚取丰厚利润后的华侨带着 大量的银元回乡建造充满南洋风格的“番仔楼”。“番仔楼”是华侨衣锦还乡的标志。“番仔楼”成了闽南地区独特的建筑文化，也成为闽南一道亮丽的风景。当 然，很少有人会去想像，在这些写满异国风情美丽的“番仔楼”的背后蕴涵着多少海外华人华侨的沧桑血泪、负载着几个世纪华人华侨在海外被欺压被歧视被屠杀的 辛酸史。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未九○年代初，大批的闽南人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再次涌入菲律滨经商，新移民的华侨把大批的中国商品从中国出口到菲律滨销 售，一时期冲击菲律滨华人华侨数世纪以来建立起来的商业体系及工业体系。如今的中国商品已经填满了菲律滨群岛的每个市场，据不完全统计，每年从泉州地区出 口到菲律滨的中国商品有十亿美元以上。二十一世纪，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以一种新的模式重新启航！

菲律宾移民条件：

1.主申请人满35岁；

2.在菲律宾存款2万美元或者5万美元

3.身体健康，无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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